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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期开始，我们开辟了“城市文学论坛”栏目。本刊以城市文学命名，除发表大量反映城市人生态和心态的文学作品外，尤为重视对“城市文学”这一概念外延和内涵的理论建构。 张炯在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城市文学”漫论》的文章，“漫论”对北戴河上的“城市意识”发表了不同观点。张炯认为有“城市意识”并不一定是“城市文学”：“有的同志主张‘城市文学’必须有‘城市意识’。我是存疑的。诚然，写城市而又有城市意识，那固然是‘城市文学’。但倘若以‘城市意识’去描写乡村的生活，那能叫‘城市文学’吗？”另一篇署名龙一的文章《“城市文学”概念质疑》（1988年）则指出“城市文学”概念的提法并不合理，他认为“城市文学”是写“城市人的文学”，所以，用“城市人”比用“城市文学”的概念更加合理。其他文学刊物例如《广州文艺》、《上海文学》和《特区文学》也都注意到了文学与城市之间关系日益密切这一文学史现象。1986年张列奥在《广州文艺》上发表文章《文学的呼唤：现代都市意识》，批评王安忆和孔捷生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却一头扎进了“小鲍庄”和“大莽林”，而不以作家所熟悉的城市为文学对象，张列奥呼吁他们回到城市生活中，写出具有现代都市意识的文学作品。同年《天津文学》发表了雷达的《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在这篇文章里雷达提出了“城市文学”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关于城市人的生态和心态，关于‘城市文学’，已经历史地被提到文学界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一系列新的未知领域、复杂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摊开在我们面前。谁都能够预感到这些问题对于当代文学发展前途的非凡意义。如果说，我们以往文学的重心是放在农村（我们总是立足于农村社会的旋转来观察和把握整个社会的旋转），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文学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去观照整个社会的变化，就绝不是无稽之谈和虚幻的假设。”这篇文章对文学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文学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承认了它的“未来价值”。但从雷达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1980年代的研究界对于“文学转型”还是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人认为文学转型是“无稽之谈”和“虚幻的假设”。且绝大部分研究者依然仅仅把城市看作是一种人物、故事和情节的背景材料，并不将城市自身视为对象，研究者对“城市文学”的理解并不深刻，以为描写了城市中的某些人群就成了“城市文学”。20世纪80年代对城市创作现象研究最深入细致的是吴亮，他很早就开始对文学作品中有关商场的空间、物品、顾客以及服装的描绘作了“本雅明式的解读”，认为随着社会转型“艺术和日常实用的相互渗透，以往生活范型的失去光彩以及起而代之的生活新范型、新组合……”（吴亮：《文学与消费》，《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但多数人认为“文学重心将转移到城市”是不切实际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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