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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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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
在轮船停靠的海岛东面，有座形似鸡冠的海礁，上面的村落被称为“鸡冠村”。
沿着码头一路走，路边晒着一大片白色的虾米，和灰色的鱼片。满载的渔船进了港，穿着工作服的渔民忙忙碌碌，奔走着卸货。继续走，会经过一座百平米大的广场，灯火辉煌，绿树隐隐。广场中心传来震耳的音响声，东边十来个妇女摇曳着广场舞，西边另一分队比划着太极，孩子们上窜下跳，大喊大笑。经过广场后，出现了一溜溜房子，样式不一，错落有致，人们坐在夏夜的家门口纳凉。晚市初开，飘来卤煮的香味。楼上是一家卡拉OK，粗糙的歌声轰鸣着喧腾而上。
这是十年前的小岛，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如今，广场的草坪无人打理，已被杂草占领，鲜有人至。沿街的大排房子，空寂无声，房门紧闭。街上偶尔能碰到人，多是孱弱的老人或中年人——他们为着不同的原因，仍固守在此，不愿离开。
谁都不曾想到，这里如今成了一座空荡的“鬼城”。
1
离岛求学
年左右，正是当地“大岛建，小岛迁”政策进行得最风风火火时。
小岛上幼儿园关停，初中关停，小学苟延残喘着，就等着最后一届六年级毕业。政府为各渔岛的学生找到了安置点，镇上的第三初级中学。传闻三初师资不足，学生打架闹事，风气剽悍，升学率却孱弱不堪。
家长们时常汇聚一处，忧心忡忡地交换着消息，多是从镇上亲戚处打听来的。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有背景的家长已经“托关系打点好了”。他们偶尔混进焦灼的家长中，踱着步咂着嘴，叹着好学校难进，随即无意带出家里孩子的学校已安排得妥妥的消息。其他家长也开始琢磨着交笔择校费让孩子进更好的中学。
某天，母亲去了一趟镇上，回家后喝了一大杯水，兴奋地向我们描述见闻——学校缴费处人山人海，得亏熟人拉拽，才得以顺利交了钱。
那九千是借的。在十几年前，这是一笔不小的钱财。
当年家道艰难，父亲做生意亏了本，母亲常为明天的买菜钱发愁。有次我惦念街上的棒棒糖，哭喊着非要吃。母亲回家用织毛衣的针棒打了我，随即抱着我哭。耷拉在针棒上的粉色毛线球掉到了地上，那是为我准备的新衣，买毛线的钱是问外婆借的。
后来母亲谈到此，说决定借钱前一天，整晚没睡着。和父亲两人琢磨了几天，想着不能亏待了孩子，痛下决心。缴费前一晚，又失眠了一个晚上。那是母亲三十六年的人生中，除了嫁给我父亲外做的最大的决定。
但母亲一直坚信那是她做的最值得的投资。
我不知道钱是问谁借的。
父母一直秉承着不让孩子担忧钱财的朴素观念。因此，家中进账几何，做生意如何，我是一概不知的。但我从小心思重，敏感，虽不知其所以然但也知其然。
我终于进了更好的学校，开始了我的寄宿生活，离开了小岛。那年我十二岁。
学校坐落在镇上一处繁华地，被一条两米宽的小巷割成南北，两校区间有座天桥，高耸在小巷上方。于是，每天早晨八点，校门口卖早饭的商贩会看到一副魔幻的画面。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笔挺的中学生们一列列上天桥，拐了个弯出现在了另一校区，而天桥下自行车三轮车冲撞着，煎饼摊的香气冉冉而上。
这里的一切令我目眩神迷，同时又深陷自卑。
刚分班的那天，我和坐我身旁的女孩聊上了话，我很欣喜。随即她问我住哪，我说了。她惊讶不已，“你挺白的，一点都不像渔岛来的——”她及时刹住了车，但沉默突然横梗在我们之间。
镇上的学生，他们聊的是电脑游戏和言情小说。我第一次惊讶地发现，电脑不只是存在于学校机房的，原来还能放在家里。
有次，我听到前桌男孩和我同桌借U盘。我为了表示友好，特地凑近地问道，U盘是什么？前桌“切”了一声，“说了你也不懂”。同桌女孩忙宽慰我，你不要听他瞎说。
住校的学生只有十来个，多来自各个小岛。
宿舍在三层，是废置的教学楼改建，没有水。
我常提着一只红色的水桶，去一楼的食堂接上一桶水，晃悠悠提回三楼。年纪小，力气薄，水一路外洒，到宿舍时还能剩八成。早晚洗漱，从桶里舀一杯水，桶见底了才复去提水。桶中常会进小飞虫或灰，就用一只桶盖盖上。
母亲从小岛来看我，提着自做的鱼虾蟹，说为我改善伙食。把水桶的残水倒尽，桶底隐隐一根黑发，重又提回一桶清冽的水。为了省住宿费，和我挤在一米二的小床上。夜晚闹蚊灾，母亲用扇子守了我一晚。
月光洒进小屋，室友鼾声微微，我抱紧母亲，睡了个好梦。
2
傻子两姐妹
我离开小岛后，又离开了大岛，越跑越远，跑到了祖国的最南边。在往后的岁月里，常回想起故乡的人事，比如大玲和阿玲两姐妹。
大玲短发，眼神空滞，面容灰败，从无表情。偶尔会在幼儿园门口看到她。她像一个影子般突然出现，但总是在发呆。我从没听她说过话。那时她大概十七岁，我却觉得她好老好老了。
阿玲比大玲小五岁，她性格乖张，喜欢往人堆里凑，笑眯眯地和所有人打招呼。
她们是两姐妹，也都是先天性智力障碍，阿玲智力比大玲正常些。
每次我妈携着我碰到阿玲，她都会朗声招呼，“阿姨，带妮妮买菜去啊。”我妈抿着嘴笑，“阿玲吃过饭了没？”“吃过了，吃了三碗饭。”
但她疯疯癫癫，常兀自怪叫一句什么，谁都没听清，也没人去问一个傻子说了什么。
他们的父母在接连遭到两次打击后，放弃了继续生育的念头。父亲沉迷赌博，母亲打些零工。
阿玲是我小学前五年的噩梦，因为第六年我突然不怕她了。
她比我们大，也比我们高，日常爱好是恐吓小学生。放学后，我和几个发小搭着书包，打闹着往家走。经过幼儿园门口，就看到了阿玲。她一个人在附近转，一见到我们就兴奋地怪叫一声，全速俯冲过来。小学生们尖叫一声，作鸟兽散。我躲进家门，朝外面的阿玲扮鬼脸。
有次我帮我妈去买酱油，落了单，被阿玲逮着了。她把我顶在幼儿园铁门上，两只手掐住我的脖子，嘴里发出“嗷嗷”的怪叫。我怕极了，抬头看到碧蓝的天，心想酱油未买身先死。
下一秒就被路过的初中生解救了。
我仓皇逃离，痛哭了一场，擦干眼泪去了酱油店。
多年后看电影才知道，被人掐是会有窒息感的。而那天我只感到害怕，却未感到任何疼痛。不知是时间稀释了感官体验，还是这只是阿玲的又一个玩笑。
从大人神神秘秘的碎语中，听说大玲被人强奸了。
大玲总是混混沌沌，游走在乡村路上，不知在哪个路口被人拐了去，也不知当时她是否又在发呆。
没抓到犯罪人。
在那之后，少见大玲出门了。
阿玲一如既往地四处溜达。有好事者见了她，不怀好意地问，“阿玲，你姐去哪了？”
阿玲呵呵傻笑，“在家睡觉。”
“听说你姐被人强奸了？”
阿玲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随即又呵呵傻笑，“对啊对啊。”
有一次我见到阿玲抱了一盆银亮的马鲛鱼。“阿婆给的，我拿去给姐姐吃。”她没来掐我，大概是抱着鱼腾不开手。
后来岛上的人搬离了很多，我也去了外地上大学，很久没见到两姐妹了。
过年回家，经过废弃的幼儿园，铁门已被拆了，里头有老妇人在跳广场舞。
抬眼一瞟，居然看到了大玲和阿玲。她们跟在队伍的最后，有模有样地挥舞着腿手。只是总跟不上节奏，显得有些滑稽。大玲的手举到半空，左腿虚迈了一步，右腿沉滞地跟着拖了一步。远远看去，像个上下抖动的逗号。
听母亲说，大玲终于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但从病床上摔了下来，断了一条腿。
医院哭闹了几天，医院赔了十几万，人被送回了家。
“她们会结婚吗？”我问妈妈。
“谁家敢要啊，生下的娃也不正常。她们这辈子只能这样了吧。”
3
故乡的一座鬼屋
父母床头柜的相册里，有一张合照，背景是一段灰色的墙，那是我们在毛伯和毛阿嬷家门前拍的。
从前他们的房子顶气派，三进二层，一个大院，左右耳两间小小的平房。
路过的人纷纷砸嘴，这房子真敞亮，哪能住得满哟。
毛阿嬷在阳台晒被子，手握藤拍一下一下拍打着，扬起的微尘在阳光下飘浮，“我们家两个儿子，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娃也住这，怎么住不满！”
她的儿子，大兵和小兵在楼下清洗海鱼、淡菜和竹节虾。毛伯在一旁指挥，他刚从船上回来，带着一身海腥和柴油混杂的味道。
今年我回老家，路过那座敞亮的房子。矮墙上爬满了青苔，墙缝里野草窜了一米多高。铁门紧紧锁着，像个沉默的旁观者。
我想起毛伯壮年辞世、毛阿嬷离岛务工、大军小军哥哥相继离开，大概也有十年了。
毛伯曾在一艘远洋渔船上做大副，职位仅次于船长。渔船每次出海都近一个月，归岛时他就回家呆上几天。他发量少而微卷，一双眼半搭在眼皮上，永远睁不开似地半眯，脸上总是一种沉沉的暗红——那是常年嗜酒的沉淀，像所有漂浮在海上的渔民一样，酒是排遣孤独和无聊的挚友。他话不多，性情温吞，因此常成为邻里开玩笑的对象。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大人都叫他“大猫头鹰”。
那时渔村的娱乐生活贫乏，没有互联网、没有几十个频道的彩电。每天晚饭后，乡民们汇聚到一处，聊天扯淡，瞅瞅到点了，就各自回家安歇。毛伯家就是这样一个窝点。
看完动画片我就出门找爸妈了，第一个奔向的就是毛伯家。晚霞已逝，路灯初明。推开东侧平房的木门，一股酒气扑面而来，混杂着红烧带鱼的香味。二百瓦的白炽灯下，是一张铺着油纸的方桌，桌上四五碗虾蟹鱼。喝得醉醺醺的毛伯，端起碗抿了一口黄酒，拣了一块酥嫩的带鱼，咋吧咋吧嘴，“所以我常说，……”毛阿嬷就着鱼冻吸溜一口泡饭，并不搭腔。
桌旁围坐着四五人，都是附近的邻居，嗑着瓜子，闲闲搭几句腔。谁说了一句俏皮话，哄的炸开了笑。
我一眼瞥见我爸妈也在其中。
我挪过去，紧贴着我妈站着。
小兵哥哥的身影在黑暗里一闪而过。我只记得他是个清瘦的少年，脸扁扁的。
每次毛伯随船归岛，我都特别开心。因为毛阿嬷当天就会来我家送海鲜。
“阿芬，侬在家伐？”我探出脑袋，就看到毛阿嬷。她是个矮小的妇人，头发胡乱扎成一捆，眼睑下垂，看上去总是不开心。手里端着一只盆，多半是盆鲜嫩的梅鱼，或者活蹦乱跳的虾蟹。
“太客气了，谢谢侬喔。”母亲推让一番，谢道。
“自己家也吃不完。”毛阿嬷没等说完，就摆摆手，拿着空盆回去了。
大概是年，随着“大岛建，小岛迁”项目辐射下来，岛上的初中关停，我们这届学生必须去大岛上学，我便离了家乡独自求学。
某年暑假闲置在家，晚饭后见父母要出门，我问是不是去大猫头鹰伯伯家。
母亲神色一暗，“你伯伯走了。”随即压低声音，“酒喝多了，得了坏毛病。走得太急了。”
在一旁的父亲抽了口烟，又掐灭。
“你阿嬷也去镇上打工了，在一个饭店当服务员。很辛苦的，冬天洗菜手长满冻疮，一个女人家。”母亲叹口气，“不过听说去大岛生活，政府给补助，也蛮好的。”
两个儿子不知去了哪，也许也去了大岛务工，他们那时也成年了。
毛阿伯家的据点早散了。晚饭后，父母去了另一个街道的棋牌室。
有次在镇上和同学逛街，居然遇上毛阿嬷。她几乎是一把抓住我，很难想象她干枯的手竟那么大力。
她仿佛更瘦小了，像棵干瘪的花椰菜。她在城中村租了间房独居，让我有空去玩，夸我长大了更漂亮了，又问我妈好。
当时我正处于拧巴的青春期，对所有大人都有种敌意。礼貌地敷衍了几个问题，心中着急着想去看电影。
好在她也没注意到我的生硬，念叨了几句，就告别了。
瘦小的身影很快淹没在密织的人群中。
大学暑假回家，母亲正帮忙给一个工程队做午饭，临时餐厅就设在毛伯的故居。
炒菜在西边平房，那里靠近大门和街道，阳光充沛，推开窗就是人来人往的小巷。
但西屋没有装水龙头。
院子里的水龙头年久失修，已锈迹斑斑。只能穿过一整个院子，去东边的平房。也就是当年，众人围着吃饭的毛伯闲聊的窝点。
阴暗、静寂，远离街道，夹在两堵高墙间。
母亲说她害怕，就唱着歌壮胆。
我便自告奋勇保驾护航。
房子破败得厉害，主房的门全都紧紧闭着。路过一排玻璃门时，灰黝黝的堂屋空荡荡，我急速而过。终于进了西屋，家具还在，只是全都落了灰。那盏二百瓦灯泡破了个角，亮不起来了。屋里冰窖般的阴凉，但没有霉味，灶边的窗大开着。
我没看到那张小菜桌，也寻不见当年众邻居谈笑的踪迹。记忆有些撕裂。
母亲在洗菜。我出了屋子，有只野猫站在灰败的矮墙上，双眼炯炯地盯着我。
我毫不示弱地回盯它，企图用眼神干架。但我落了下风，只能抱憾离去。
我想，在这主人不归的十年间，它已成为了这里新的主人了吧。
4
记忆里的新年
年初一的凌晨，寒风凛冽，夜深如墨。一豆微光忽地亮起，初始是颤巍晃动，渐渐愈近愈大。细碎碎的人声从远处飘来，在这渔村的暗夜倍显旷静。人声和灯光到近前，是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他们是我的邻居，毛伯和毛阿嬷、江阿嬷、莎莎和她的父母、我和我父母。
每年这一天，看完春晚后，几个邻居就约着一同去庙里祈福。这是整个春节中顶重要的环节。大家心有灵犀般，提上一盏手电筒，携上一大包瓜果糕点的供品，在街角会和，齐齐向那黑夜深处走去。
对于孩子，这是场期待一整年的冒险。夜深如水，路旁的香樟树挥舞着枝桠，卷扑向我。水泥路之外是稻田，圈养着鸭鹅，间或传来一两声心惊的狗吠。前方是沉沉的浓墨，让人疑心从中会窜出可怖的恶魔。我却感到一种方方正正的安全感，父母和邻居就走在我身边，闲聊着乡间新闻。母亲一只手紧紧牵着我，另一只手从上方伸下来压了压我的帽子。
我觉得不耐烦，我可是这个团队的“光明使者”——手电筒被我拿在手上，我把它对准哪，哪就像一块黑布被捅了一个亮口。那可爱的圆晕上下晃动，终于停在路前方。
有时候并不能凑齐所有人，但也会在路上偶遇，比如莎莎和她父母常常晚到。毛阿嬷总是独自一人，她的丈夫一向嗜酒，年夜饭又贪杯了。——毛阿伯的贪杯在日后显出恶果，让他不甘而又不得不早早离开了人世。江伯性情温吞，脾气好，但江阿嬷还总是念叨他，出门磨蹭，东西没备齐。
在路上会碰到我亲大伯和阿姐，他们从不走路，都是骑电瓶车去庙里。“阿妮哟。”一辆电瓶车停在我们身边，强光让我一下睁不开眼。大伯穿着件灰色的大袄坐在前，姐姐的脸裹在层层的冬衣、帽子、围巾中，只露出一双眼。我兴奋地跑去叫阿姐，向她显摆我手中的手电筒。阿姐还没睡醒，困倦地摆摆手，又趴在大伯身上睡了。
待电瓶车开过后，我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坐车？妈妈撇撇嘴，坐车哪有走路心诚？
心诚则灵，菩萨才能听到你的祈福，答应你来年家人健康、财源滚滚、考上名校。
如果把这一天放到以年计时的时间轴上，你会发现每年都少了一两个人，有些人死去了，有些人离开了，最后这条路上，只剩下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5
回望
十年前，每天用完晚饭，母亲就携着我走向海边的堤坝。这座堤坝沿海岸线高高耸立，宛若这座小岛的长城。一侧是渔民修建的大块蟹塘，另一侧是野生的淤泥和滩涂，潮水退去后，拳头大的螃蟹纷纷出洞觅食，潮沟里蠕动着海蚯蚓、花蛤、虾米、海螺。海浪温和地拍打着废弃的旧码头，远处是掉落到海平面的夕阳，红彤彤的，顶上晚霞如火。
我在堤坝上蜿蜒爬行，母亲在一旁轻轻唱起了歌，是蔡琴的《你的眼睛》。那时的母亲真年轻，脖颈修长，笑靥常常。夕阳终于沉到了海底，海上的光只剩右边一条闪亮的线，那是繁华的镇上。
而现在，过年回老家，经过空寂的道路，房子在身后静默，整座岛都在身后静默。
我想我已经长大了，而它却老去了。
李小水皮
“
混迹在互联网圈的前生物学人，企图用写作缓解内心的狂躁，并对荒茫环境之于人的无形重塑做些势弱而无意义的反抗。生长在江南，辗转在深圳。作为一枚文学的痴门外汉，写作无关任何可物化的目的，它只为在岁月的流逝中，使我感到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