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院痤疮治疗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219340431032125&wfr=spider&for=pc文/北游
01
最近两个热点事件其实可以引申出很多话题，蛮有意思，今天来聊聊。
第一个是俞敏洪的“女性堕落论”，我昨天论述过，戳下面蓝字链接可看
被误解的“女性堕落论”？其实俞敏洪要说的是，女人很强大！
第二个事情是苏州马拉松比赛上的递国旗事件，这件事情其实不用多说，明眼人自然知道冲上赛道递国旗、干扰运动员，是非常荒唐之举，还有人拿所谓“不爱国”来说事，就更加让人错愕了。
不过，好在现在的舆论环境对于这种荒唐评价已经有了理性的判断，不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为所欲为、众人称颂了。
从各路媒体、包括官方媒体的表态来看，大致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即体育比赛首先是比赛，应该尊重比赛的规则，体育赛场并不是爱国表演的舞台。
相对于探讨是否爱国的话题，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两个热点事件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人似乎特别热衷于评价别人，也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评价他，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按理说，一个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日益突显的个人意识。
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意识，用比较庸俗的表述就是两句话：“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
只要你没有犯法，他人是没有资格和权利来评判你的。
但在中国人的日常，评价他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人预设道德制高点，对他人进行肆无忌惮的道德评判。
这是否证明中国人还普遍没有具备现代意识，我不太敢盲目下这样的断言，留待更多的证据出现吧。
反观欧美社会，尤其是新教氛围浓厚的国家，“评价他人”是需要非常谨慎的。
因为动辄对他人的生活方式、个人信仰进行评价是非常失礼的行为，跟欧美人接触，这点需要特别注意。
这种习俗和观念源自《圣经》里非常清楚明白的一句话：“不要论断他人，免得你被人论断”。
这句话的逻辑在于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设定，那就是人人都是有罪的，任何人都不完美，在道德上唯一完美的只有上帝。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论断他人，他人也会就利用你的道德瑕疵反诘你，谁也不会是最后赢家。相互评价不会使别人接受你的批判，反而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视和相互争斗，最后导致社会秩序崩塌。
02
当然，宏大的文化命题，我今天暂且不论，也不想评判这两种文化模式的优劣。
我们仅仅从社会和谐的这个角度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责，对他人的道德水准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提升，有用吗？
答案让人失望：一点用都没有！
每个人都是有尊严和情绪的，你对别人的指责，别人是否愿意虚心听取，本身就是个问题。即使你说的百分百的正确，如果态度不好，别人非但不会听取，反而会对你趾高气昂的姿态产生反感，从而连累你的正确建议。
还别说你对他人生活方式的评价，错误的几率非常大。
有个真实的小故事，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慈善家肯尼斯贝林在路过旧金山湾区时，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
助手着急地说：“一定是上午步行经过伯克利市的贫民窟时弄丢了，这可怎么办？”
贝林无奈地说：“只能等捡钱包的人联系我们了。”
2个小时后，助手失望地说：“算了，别等了。我们本来就不该对贫民窟的人们抱有希望。”
“不，我想再等等看。”贝林平静地说。
助手很不解：“钱包里有名片，如果捡到者想归还，打个电话只需要几分钟，可我们都等一下午，显然他们并没有归还的打算。”
贝林不置可否，依然坚持等下去。
天快要黑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捡钱包的人打来的，要他们到一个叫做卡塔街的地方取钱包。助手小声嘀咕：“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也许他们想要敲诈或者勒索？”
贝林没有理会，而是马上驱车前往。
到了约定的地方，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朝他们走了过来，很显然是贫民窟的孩子，而他手里拿着的正是贝利丢失的钱包。
助手接过钱包，清点后发现里面的钱一分都不少！
“我有一个请求，”男孩犹豫着说，“你们可以给我一点钱吗？”
这时，助手大笑起来：“哈，我就知道他们一定别有所图。”
贝林打断助手的话，微笑着问男孩想要多少钱。“只要一美元就够了。”
男孩不好意思地说，“我走了好久才找到有公共电话的地方，可是我身上没钱，现在我需要支付刚才打电话的一美元。”
看着男孩清澈的眼神和纯真的笑容，助手羞愧地低下了头。
贝林则激动地给了男孩一个拥抱。
随即，贝林改变了之前的慈善计划，转而出资在伯克利市建了好几所学校，专门招收贫民窟里没钱上学的孩子。
在开学典礼上，贝利动情地说：“不要妄自揣测别人，我们需要腾出空间和机会，迎接一颗纯洁和善良的心。而且，这样的心最值得我们为之投资！”
这是个很有名的故事，贝利的助手每次对小男孩的揣测似乎都是“合理”的，但实际上，却都是错的。
别人的生活状态，别人的受教育情况，别人的成长经历，还别说是都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即使是身边的熟人，也不可能一清二楚，还别说别人在精神领域的所思所想，任何他人都无法真正触及。
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他人的评价还剩多少靠谱的部分呢？
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界限，对他人的私生活和道德人品少去评价，这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的边界意识。
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意识到什么是你适合评价的公共行为，哪些是你不适合评价的私人范围，这点非常重要。
03
对于社会之于个人自由的限制，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极为精当的总结到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个人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也不得对之干涉；
第二，个人行为若有害于他人利益，个人要向社会负责，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制裁。
有意思的是，年，近代翻译家严复在翻译密尔这本名著《ONLIBERTY》时并没有直译成《论自由》，而是按照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翻译成了《群已权界论》。突出的不是中国人比较生疏的“自由”概念，而是“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这算是一下抓住了中国社会在理解这个问题上的要害。
中国人为什么无法真正理解“自由”概念的原因？
也许，严复认为根本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对“群体”和“个人”的边界进行主动划分的意识，传统文化里没有，日常生活中也没有机会去做这样的思考。
中国人更多是把群体和个人捆绑在一起，把国家和个体捆绑在一起来理解社会问题的。
所以俞敏洪会认为，女人的堕落影响了男人，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堕落。
何引丽丢掉了国旗，会让人发出“成绩比国旗重要”的指责来。
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里，群体的利益是高于个体利益的。所以，对于他人的道德评价不但不是对他人的冒犯，相反，是有一种必须提倡的“社会责任”。
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评价他人的根本原因。
批评他人的道德焦虑，除了隐含有一种“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对自身道德处境的深刻焦虑。
别人的道德败坏，会导致社会的道德败坏，社会的道德败坏就会影响我自身的道德处境。
你看，这个逻辑链上唯一缺少的一环是自己的道德，说来说去，道德这本质上属于文化自觉的东西，反倒跟自己没啥关系，都只剩对他人的道德监督了。
所以，很多中国人都跟猫头鹰似得，天天瞪着大眼睛，拿着放大镜观察别人，试图找出道德败坏的证据来。
如果身边都是这种猫头鹰，谁怕是都得提心吊胆。因为谁也不是圣人，敢说一辈子清清白白，没干过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这些破事只是影响自己倒还好，如果在这些猫头鹰看来都能影响国家、民族了，这样的罪名加诸于身，谁能不紧张呢？
所以，当四川魏静拿着放大镜反复回放视频后，狠狠的丢了这么一句话“何引丽将手中的国旗先揉成团，随后随手抛弃扔到地上绝尘而去……成绩比国旗更重要？”（这画面脑补的）
可把何引丽吓出了一声冷汗，赶忙出来解释道：“我不是扔的，国旗全部湿透，我的胳膊也僵了，摆臂的时候甩出去了，很抱歉了，望理解！”
这可能就是中国人之所以非常在意他人评价的原因。
俞敏洪说，国家因女人而堕落，是因为他觉得女人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男人，何引丽对魏静的指责噤若寒蝉，并不是因为魏静很可怕，而是魏静所代表的的一种评价足以决定她的命运。
这两个热点事件突然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和现代社会的差距绝不是硬件上的超越能够轻易弥补的。
作者：北游。自年起坚持互联网写作至今，笔耕不辍，长期专注哲学和*治哲学领域，对社会热点和公共事务见解独到。用哲学解剖生活，给您不一样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