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在争论，中国历朝历代到底是“虽远必诛”的汉朝强大还是“万邦来朝”的唐朝？是“横扫欧亚”的蒙元硬气还是“天子守国门”的大明？今天我们就从另一个角度来品头论足一番！
大家都知道，古代不像现代这样有丰富的娱乐活动，作为拥有天下、钟鸣鼎食的皇室，为了打发深宫寂寞、单调刻板的生活，自然发明了各种休闲娱乐活动，其中豢养珍禽异兽就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豢养猛兽的起源我国自远古时期就开始养兽和驯兽，《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鶡、鹰、鸢为旗帜。”三战而胜炎帝。皇室设置动物园则早在西周时期即有了文字记载，其称之为“周之灵囿”，《诗经》云：“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皜皜，王在灵沼，于仞鱼跃。”在这宫廷动物“灵囿”内，豢养着虎、鹿、犀牛及各种鸟、蛇、鱼、龟等，并设有专门的驯养人员。
古代宫廷驯养之兽，均来自于进贡。外国多贡纳珍贵异兽，国内所贡则多为皮用兽。《周语》中记有周穆王征犬戍得四白狼、四*而还的故事。《洛阳伽蓝记》中也载有东汉永平年间，波斯王献狮子之事。《后汉书》载，汉章帝时大月氏国贡狮子，当时叫“狻猊”。
贡兽之事至明代达到顶峰，记载也最详尽。真腊（今柬埔寨）常贡之物中有象，三佛齐（东南亚巽他群岛的一个信奉大乘佛教的海上强国）贡物中有黑熊、白獭等兽。国内各地所贡中有梧州所贡猩猩；长沙所贡玉面狸；浔州所蛮犬；广西所贡白面猿；风翔所贡驼羊；宁夏所贡土豹及汉阳府贡水獭等。其所贡的动物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历代皇室豢养的猛兽虽然历代皇室“灵囿”内豢养的动物应有尽有，但皇族喜欢的种类却大有不同，有的喜欢猛兽，有的喜欢珍禽，有的喜欢宝马，更有甚者喜欢猫猫狗狗，这也许与皇族的血性、“信奉”有关。
一、汉朝“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对汉不敬者，屠；对汉有敌意者，诛。”这是自古以来世人对汉朝的印象，也是那个时代大汉对外族发出的惊世强音，可想而知，汉代皇室应该喜欢猛兽。
公元前2世纪中叶，西汉皇朝在京都长安附近建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上林苑”，苑中除有天然猎场外，还设有专门的斗、驯兽场，当时的汉家天子与远隔重洋的罗马帝王不谋而合，把斗兽当作了一种娱乐和炫耀勇武的方式，甚至朝堂之上能够格熊斗虎的记载不绝于书。
比如汉武帝刘彻，他就对斗兽格外执迷，甚至到了一日不观安枕难眠的地步，而且他不仅旁观，还亲自下场，《汉书》记载，他曾“持短匕”、“手格熊罴”，班固将其视为壮举。班固所言很是代表当时士大夫等上层人物的态度——斗兽并不是玩物丧志，皇帝也不是以身涉险，而是“勇武”的体现。
刘彻的四子广陵王刘胥更是徒手搏熊，《汉书》中记载：“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
汉成帝刘鹜在位时，曾邀请匈奴和西域的君主们到长安观光，为助时兴，征发猎户到秦岭山中捕捉熊罴、虎、豹等，送入射熊馆，并让人徒手捉取，以示雄健。成帝也亲临射熊馆，纵观取乐。
皇族如此，臣子自然不甘于后。据载，名将李广的孙子李禹曾因得罪了幸臣，刘彻罚他下圈场斗虎。但当李禹被用绳索系到半空准备扔下斗兽场时，武帝终不忍而赦免了他。谁知李禹负气恃勇，用利剑砍断绳索，一跃而下，与猛虎拼斗。武帝被其威武不屈所慑服，“乃赦其罪”。以后，王公贵族纷纷以与猛兽相斗为荣。
男子如此，汉朝女子也不遑多让。建昭元年冬，汉元帝刘奭率后宫嫔妃来到御苑虎圈观看斗兽。忽然间，一只狗熊抛下拼搏中的猛虎，蹦跳着冲出场地栅栏，恶狠狠地向着汉元帝和妃嫔们而来。狗熊在玉阶处直立起身，张口咆哮，侍卫们离帝尚远，这时一个娇嫩婀娜的身影挡在了元帝面前，狗熊稍一迟疑，身强力壮的侍卫赶到，用手中武器刺中了凶猛的狗熊，汉元帝这才转危为安。而这个挡在皇帝面前的女子就是元帝的妃子之一——冯婕妤。
汉朝皇帝陵寝中陪葬的除了珍奇异宝之外，还喜欢与猛兽为伴，汉武帝的陵墓里就有生殉虎豹只，宣帝成帝的墓穴中也有虎豹熊等猛兽不下百只。
二、唐朝唐朝疆域辽阔，“万国来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有“强汉盛唐”之称，但李唐皇族喜欢豢养的动物却没有汉朝皇族那么强大。
比如“天可汗”李世民喜欢养马。众所周知，李世民不仅让自己心爱的六匹战马陪葬昭陵，命人将它们的英姿绘刻于青石之上，列置于陵前，还每匹马都亲自赋诗一首，即著名的“昭陵六骏”。可见李世民对马的喜爱。
唐玄宗李隆基也是爱马之人，他曾专门为自己的宝马良驹设立“天马苑”，不仅专人饲养，还安排舞者教授这些骏马跳舞，即所谓的“舞马”，《新唐书》记载，天宝年间，在一次宫廷筵宴上，匹体形矫健、毛色美观，“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的骏马伴随着音乐舞蹈。舞马匹匹“骧首奋鬣，举趾翘尾，变态动容，皆中音律”。马舞毕后，还要向皇帝跪拜行礼，并衔杯劝酒，“舞马衔杯”。李隆基为之龙颜大悦，“赏赐不绝”。
唐初皇帝爱马可能与两件事有关：
第一件是唐朝有西域这个养马地。丝绸之路兴盛于隋唐，大唐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后，大批的西域宝马进贡到唐朝皇室，“昭陵六骏”中的“什伐赤”就是西域龟兹国进贡的大宛汗血马，“青骓”也是来自于西方的“大秦”国（古埃塞俄比亚）。贞观四年，龟兹国曾遣使贡良马上百匹。上元初年，于真王（今新疆和田一带）率子弟酋领70余人来唐并派人献马。《酒阳杂俎》中也记载了唐代骨利斡国贡名马百十匹。
第二件是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隐痛”有关。李渊与杨广这对表兄弟都是爱马之人，但一个是皇帝，九五之尊，一个是“掌旗”的臣子，正因为“李氏当为天子”朝不保夕，因此李渊的妻子窦氏就劝他，要迎合杨广声色犬马的爱好，将他珍藏的宝马进奉给杨广，但李渊肉痛不已，因此找上了当时任驾部员外郎的李靖（掌管车乘、牧马），希望他能帮自己搜集宝马。但没想到李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李渊不得已只得割让自己的私藏。这件事李渊一直记在心里，并为此多次难为甚至想杀掉李靖，多亏李靖低调且立有大功才幸免于难。但这也成为李渊的“隐痛”，所以当上皇帝后，李渊收集宝马的爱好就更上一层楼了，后面的几位子孙自然是有样学样。
唐初皇帝喜欢养马还可以看做是“尚武”的表现，但后面的几位皇帝喜爱的禽兽就“不堪”了，真是名副其实的“宠物”了。
比如，唐武宗李炎喜好豢养各类动物，而且给它们赋于雅号，列之好恶人格化，并绘“十玩”图。其“十玩”号为：九皋处士——鹤、长鸣都尉——鸡、惺惺奴——猴、长耳公——驴、茸客——鹿、玄素先生——白鸥、灵寿子——龟、守门使——犬、鼠将——猫、辨哥——鹦鹉。真是让人发笑！
唐昭宗李晔喜欢养猴。《新唐书》记载，李晔为避藩镇之乱逃往蜀地时，还命人将其驯养的小猴一同随驾，小猴如同侍卫那样随班起居，惹得李晔宠爱备至，赐以绯袍加身，称之为“供奉”。真是玩物丧志！
从豢养禽兽的“逼格”来看，唐朝皇族在某些方面确实不如汉朝皇族。
三、宋朝宋朝是公认的中国历代王朝中武力最积弱的朝代之一，但令人意外的是宋朝皇室也喜欢养马，这可能与其一直没有得到“燕云十六州”这一养马之地有关。
宋朝皇族喜欢养马始于宋太宗赵光义，据载，赵光义曾设立皇家骐骥院专门用来为他饲养御马，宋朝画马名家李公麟就曾到骐骥院写生，观察马的习性和动态，画了大量精彩的图稿。他流传下来的两件真迹之一《五马图》上的五匹马，就都是骐骥院的御马。
宋史料笔记《独醒杂志》中曾记载一事，说赵光义属下有一个内侍知道赵光义爱马，便暗中替他搜寻，这一天他打听到千里马的消息，便迫不及待地禀告赵光义，赵光义一听大为高兴，便与其五百金让他把千里马带回来，结果三个月后，内侍只带回了死马的头骨，赵光义大怒，责问道：“我要的是活的千里马，谁让你用五百金买一个死马头？”内侍答曰：“死千里马头还花了五百金，何况活马呢？天下知道这个消息，就会把马送来的。”果不其然，很快大批逢迎者就送来了很多宝马。
小编不知道这是不是借用的“千金买骨”的故事，但相必《独醒杂志》想说明的事情之一就是赵光义有多么爱马。
*和年间，宋徽宗令云南白蛮族进贡良马，白蛮族选出最好的马，“遣使入贡马匹”，其族长因此被封为云南节度使、大理王。不过宋徽宗养马并不是作为观赏之用，而是用来打马球。《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特别喜欢打马球，当时皇室还盛行以宫女打马球娱乐的风气，“内苑宫人学打球，青丝飞辔紫花骝”，最多时会有上百名宫女出场，个个“珠翠装饰，玉带红靴”，“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民间甚至出现了“打球社”的专门组织，提供“走马打球”服务。可见当时马球运动的风靡。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落入金人之手，被押往北方。当途径真定府时，遇到金国王子打马球，让宋徽宗观看，还命其当场赋诗一首，诗云：“锦袍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分。多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斜门。”
最有意思的是，“北狩”的宋钦宗还死于马球这一宋朝皇室最喜爱的运动。据《窃愤录》载：“正隆六年春，（金主完颜）亮宴诸王及大将、亲王等于讲武殿场，大阅兵马，令海滨侯与天水侯（钦宗）各领一队兵马为击鞠。结果“有胡骑数百自场隅而来，直犯帝马首，……帝顾见之，失色坠马，紫衣者以箭中的，帝崩，不收尸，以马蹂之土中。帝是岁年六十，终马足之祸也。”
到了南宋孝宗时，为了收复中原，皇室将马球作为训练骑兵部队*事技能的重要手段。马球因此被定为“*礼”，每年三月要在都城临安的大明殿前举行打球礼，皇帝更是亲自上场打球。
看来，南宋皇室并没有吸取徽钦二宗的教训，而且“马球*礼”也未取得多少成效。
四、元朝蒙元武力的强大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蒙古国最为强盛的时候，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到西伯利亚、俄罗斯帝国，南到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其版图至少有现在的中国三倍那么大。当时的蒙古人自然也是世界上最强悍的*人，其嗜血的性格早已深入到他们的骨髓里了。所以元朝皇族豢养的禽兽当然是越凶猛越好。
《元史》记载，元代皇宫西苑北海畜养着大批各种凶猛的野兽。每逢举行大宴，皇帝即命人将圈养的各种野兽放出，供其与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们以助酒兴，活跃气氛。
然后又令世界各国的俘虏进入斗兽场与之搏斗，其血腥场面令元人欢呼尖叫不已，当然以蒙古人的性格，也不会让这些俘虏独美，他们拿出珍宝、美女等赏赐，让蒙古的勇士也下场搏斗，当然他们不同于俘虏，都有一定的保护措施，如身穿护具，手持利刃等。一旦有勇士成功击毙猛兽，则被授予“巴图尔”的称号。
元朝皇室还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用“狮子”这一外来物种进行“兽斗”的皇族。狮子虽不产于我国，但它却是中国皇帝们最宠爱的吉祥动物之一，只有“百兽之王”的狮子才能代表皇权的威严和神圣，朱棣建造紫禁城时就力主在皇宫各显要处打造青铜狮和鎏金铜狮，作为皇权的象征。比如外廷太和门、内廷乾清门、宁寿门、养性门、养心门、长春宫门前左右两侧，都各有一对镀金铜狮，据载，仅镀金就用去余两*金。
作为曾经打到地中海、占领大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而言，自然不会放过让敌占区进贡狮子的“合理”要求。据《辍耕录》记载，忽必烈曾让伊尔汗国转赠罗马、希腊的狮子，并放养到单独的“狮苑”中，待虎、豹、熊、象等百兽一一放出时，再让进贡来的狮子出现在众兽眼前。此时，百兽看到不回一世的狮子，张口露齿，髦毛竖立，咆哮怒吼状，皆吓得畏惧俯伏，不敢仰视之，唯有老虎依然故我，不怯与之争斗。
五、明朝明朝皇室喜爱的动物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可能与开国皇帝朱元璋、朱棣没有这方面的爱好有关，直到明宣宗朱瞻基时才有了皇族第一种“宠物”——促织，也就是蟋蟀。
朱瞻基的“蟋蟀天子”之名在历史上那是如雷贯耳，他喜爱斗蟋蟀到了什么程度呢？据说，他在临终前的一夜还要求内侍给他演练他的“蟋蟀将*”，就好像好烟者病入膏肓时依然要求吸上最后一口香烟一样，朱瞻基的陵墓中也全是琳琅满目的他钟爱的蟋蟀罐。
由于朱瞻基的爱好非常“小众”，致使后来的明朝皇帝喜爱的宠物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标准。
比如，明武宗帝朱厚照就喜欢养兽、斗兽。他为了寻求刺激，不但喜爱欣赏“观虎搏”，还曾经在宫内与猛虎展开激烈搏斗，以至于“押虎而伤”,致使好长时间不能上朝听*。
而且，朱厚照还专门在皇宫西华门内另筑宫院，设密室，名日“豹房”，虽然“豹房”的主要功能是为朱厚照提供花天酒地，纵情淫乐的隐蔽之所，但其中也有大量的珍禽奇兽、虎豹豺狼。
《明史》记载，朱厚照喜在豹房观虎斗。一日，朱厚照正在观虎搏斗，忽然老虎扑到跟前，朱厚照险些被咬，幸得江彬所救。然而朱厚照却自鸣得意地说：“吾自足办，安用尔！”看来，曾亲临前线斩杀敌人的朱厚照对自己的武力还是相当自信的。
明朝皇帝中另一位奇葩爱好者就是二十年不上朝却能独揽朝*的嘉靖皇帝，他所钟爱的宠物是猫。并不是说养猫有多么奇葩，而是男皇帝喜爱养猫确实古今少见，而像他这样宠猫的皇帝更是绝无仅有。
皇宫内养猫自古就有，但饲养这些猫并不是为了捉捕老鼠之需，而完全是为供帝王皇家嬉玩耍闹消遣时的玩物而已。
嘉靖不仅给予所宠爱的猫授予封号、官衔、享领赏赐，还在宫中设置了专门养猫的机构——猫儿房，并由宦官专职管理，以精心饲养在御丽有名分的猫。
嘉靖皇帝最宠爱的猫有两只。一只是嘉靖初年所驯养的狮子猫。此猫全身毛色呈淡青色，卷曲、滑腻，唯有双眉“莹然洁白”如雪，嘉靖皇帝赐予美名“霜雪”。这只猫非常善解人意，性格温顺，从不乱噬乱咬。有时它不知去向，但嘉靖若急呼其名时，“霜雪”就会疾步奔至主人身边，好似一名片刻不敢须臾远离的太监。
“霜雪”还十分有灵性，每当招呼它出宫行幸，它似有所知，跑到皇帝前面做先导，仿佛是个御前仪仗官。而一旦嘉靖在御榻旁闭目养神时，“霜雪”又乖巧地在他怀内相依而卧，不动声色；即便“霜雪”是“饥渴或便液”，也要等主人醒来之后，才跳下地面跑到屋外去方便。因此，“箱雪”深受嘉靖皇帝的爱怜，特封之为“虬龙”。
嘉靖另一只宠猫名“狮猫”。“狮猫”死后，嘉靖皇帝为其制作了金棺材。又命当朝大学士袁炜，按道家之法设坛祈祷，写致天神的表章青词来作祭文，以示悼念。因袁炜诌出了一句“化狮为龙”词语，深受嘉靖皇帝的赏识，不久即官升一品。
自嘉靖皇帝始，明朝皇宫内开始养猫成风。猫也成为明朝后期皇室最喜欢豢养的禽兽之一。
六、清朝按理说，清朝也是“以弓矢定天下”、马上夺江山，对“娴习骑射”应该情有独钟，但满清皇族最喜欢豢养的禽兽居然是鹿。
古代帝王视鹿为吉祥动物，视为“祥瑞之兽”。传说，*寿及年，而至年则色始变白，故又以*为长寿之象征。所以历代皇室都有饲养鹿的传统，但像满清一样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如此整齐划一珍爱程度的却绝无仅有。
清代皇家的热河避暑山庄内和北京南苑海子里，自康熙、乾隆时期，即饲养了大批的鹿，而且都是野放在外。乾隆曾望着山庄内悠悠自得鹿群吃草的情景，吟咏道：“驯鹿亲人似海鸥，丰茸丰草恣呦呦。”（大笑，什么诗？味同嚼蜡！）
鹿由地方官府进贡，据清代宫中档《纳务府·礼仪类》记载，马兰镇总兵进鹿最勤，每年贡小鹿20只，很受乾隆皇帝的赏识。
乾隆四十二年，乾隆驻燕郊行宫时，召见马兰镇总兵保宁。保宁面奏皇帝：“围墙内鹿只，近年滋生蕃多，伤损树株，请自四十四年起，除每岁应交小鹿二十只外，另尽力多捕，秋间送往南苑牧养”，乾隆帝当即应允，并说：“今后进鹿亦不拘定数目。”所以从乾隆四十四年起，每岁进贡小鹿的数目增至60只；至咸丰朝，马兰镇每岁贡小鹿数目增至90只；同治朝更是增加至只。
咸丰十年，英、法联*攻陷天津，随后北上直逼通州，咸丰帝深知败局已定，便打算从圆明园乘龙舆向热河逃窜。当时圆明园内尚有各种鹿上百只，临行前，咸丰踌躇良久，决定“率鹿以行”，最后在大臣的劝阻下，“外兵已逼京师，方避寇之不暇，何必率是以为累。”方命鹿免行。
就算到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小朝廷时代，御花园内仍有鹿囿存在，虽然梅花鹿因“缺衣少食”已快“奋奄待毙”了。
当然，也有少数满清帝王更喜欢猛兽多一些，比如康熙大帝。
据史书记载，康熙帝热衷于围猎活动，所以每次木兰秋狝，都披甲带箭，跃马持鞭。康熙五十八年，他总结自己一生与兽斗和射猎之战绩，并收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肖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随便射获诸鹿，不胜纪矣。朕曾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而且康熙帝还喜欢观赏猛兽之间的厮杀恶斗场面，所以经常驾幸豢养猛兽的南苑行宫进行观看。
从木兰秋狝的次数也可以看出满清统治者的“尚武精神”在溃散消亡。据《清史》记载，康熙朝一共进行了48次木兰秋狝，雍正朝0次，乾隆朝40次：嘉庆朝15次，道光皇帝即位后，更是谕令停止木兰秋狝。
虽然历代皇室喜欢豢养什么样的禽兽，并不能完全说明这个朝代是否尚武、强硬，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这个王朝的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