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说：“夷，东方之人也。”
据《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中《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用最大的数字九来表示说明夷人数量之多。在考古发掘取得的资料中，认定东夷文化发源于鲁中泰蒙山区(今山东省中南部)，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结束，东夷人创造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在亚洲古文化的发源与交流中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
东夷是汉族的族源之一。东夷各部落图腾各异，以龙、蛇、凤、鸟、太阳为主，尤以鸟类图腾占比较大。在东夷文化早期出土器物中，鸟形纹饰或鸟形器物多出现在祭祀礼器或陪葬明器上。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带有鸟类元素的早期文物数量不多，但时间跨度很大，从大汶口文化时期一直延续至西汉。这些文物种类丰富，器型优美，件件都代表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通过勾勒刻画不同鸟类形象，东夷先民将其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融入其中，体现了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和对未知世界的大胆探索，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口尊
泰安市宁阳县于庄东南遗址出土。口径32、高62厘米。一侧口沿下部有组合式刻划符号（或称为“图像文字”），与安徽蒙城尉迟寺尊上的刻划符号一般无二。这组符号由三部分组成：上边是一轮“太阳”，下边是一座高“山”，中间为一展翅翱翔、奔向太阳的飞鸟，将其认定为“日鸟山”文字合体。
商鸱鸮铜提梁卣
~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长16.1、宽12.5、高18.0、足短间距3.19、足长间距6.83、足径2.48厘米，重2.千克（含液体）。整器椭圆，大口，盖为首，器为身，绳纹提梁，盖、体设计成子母口，盖顶有一菌状柱钮。该卣为合范铸造，外形是两只相背式大腹鸱鸮，圆眼炯炯有神，勾喙尖锐锋利，腿足粗壮有力，凛然威武，气场十足。腹部饰浮雕卷云纹，将鸱鸮的羽翅形象地勾勒出来，那流畅的曲线更似云朵般轻柔飘逸。通体纹饰融线雕、平雕、浮雕于一身，造型灵动，栩栩如生，十分精美。“鸱鸮卣”就是“猫头鹰造型的酒器”。
猫头鹰在商代地位尊崇，是商人心目中的战神。商人尚武，征战频繁，除了例行占卜测算，每次出征前必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战争胜利。仪式上总少不了鸱鸮的身影。因此，带有猫头鹰纹饰的器物堪称商代的国宝重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济南大辛庄遗址在商代的重要地位。
商凤鸟纹铜觯
~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青铜觯分为扁体和圆体两种类型，一般形制为侈口，束颈，深腹，圈足，带盖。
觯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饮酒器，也是礼器中的盛酒器之一，兼具实用器和礼器两种用途。这件器物的铸造时代为商代晚期，造型小巧精致，线条优美流畅。商代青铜器纹饰多样。而凤鸟纹作为主纹常见于各类青铜器，说明了当时凤鸟崇拜已深入人心，在当时能使用如此精美的青铜器，墓主的身份地位必定尊贵异常。
商孔雀石鸟形饰
~年济南刘家庄遗址出土。长3.8、宽3.0、厚0.8厘米，重26克。孔雀石材质，通体绿色，抛光。孔雀石特有的环状纹带清晰，层次分明，酷似孔雀尾羽。器形扁平，呈鸟形，线条圆润流畅。鸟首较大，尖喙，双目突出呈圆形，翅膀展开，上饰卷云纹，分尾，尾上有数道阴线表示羽毛。整体酷似玄鸟（燕子），也像鹰或鸱鸮。身体中部一圆形穿孔，腹下一长方形凸起。孔雀石是当时的珍贵宝石品种之一，从器物本身光滑圆润的状态和磨损程度来看，这件配饰墓主生前心爱之物，时常佩戴把玩。也有可能是族徽标志或者象征军权的印信凭证。
战国彩绘陶斗形器
年济南章丘孙家遗址出土。总长19.5、总宽9.5、高10、口径8.5、底径7.5厘米、鸟首长3.1、7.5、柄宽4.4~5.5厘米。斗部敛口，方唇，折腹，圈足较高，一侧腹上部为立体鸟首，对侧设较宽的长梯形曲柄作尾。器身饰有红彩，鸟首上绘出头部轮廓及圆眼，斗上腹绘三角雷纹，尾上绘网格纹，整体呈现出鸟形，造型立体生动。此器型名称目前尚无定论，暂将之称为“斗形器”，现有“瓒”“爵”两种不同释读，因此，斗形器也可称为爵或瓒。其形制都是一种有首的长柄挹酒（水）器。鸟作为东夷部落的图腾之一，与山东地区关系极为密切，传递着东夷先民的众多文化信息。山东地区出土文物中众多的鸟形器物及纹饰图案，更考古发掘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可见，这一时期，带有鸟形纹饰的器物是东夷人的图腾象征或符号载体。东夷人对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贡献巨大，人们将鸟看成了人格化的神，汉代的“羽化登仙”思想可以说是东夷图腾崇拜的升华。此外，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标本中，常有先民臆造出的羽人（鸟首人身或鸟身人首的形象）形象，可能也与早期图腾崇拜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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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收藏家》
期《文物中的东夷文化符号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鸟形纹饰欣赏》
作者：杨阳郭俊峰
责任编辑：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