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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鸡坊
中国很早就有斗鸡的风气，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在贵族中流行斗鸡了。经过长期的发展，至唐代时已经非常流行了，不仅在宫廷中，即便在社会上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娱乐活动。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经撰写了一篇名为《檄英王鸡》的文章，惹怒了唐高宗，将他免去了官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王勃任沛王府修撰时见诸王喜爱斗鸡，遂代沛王李贤戏撰了这篇檄文，高宗得知此事后便将他逐出了王府。凑巧的是，在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中，恰好有一幅怀抱斗鸡的宫女，从而证实了李贤喜好斗鸡的事实。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韦承庆写了一首《寒食应制》诗，诗中写道：“莺啼正隐叶，鸡斗始开笼。”证明斗鸡是寒食节期间的一项传统娱乐活动。
在唐朝前期，虽然斗鸡已经在贵族和宫廷中广泛开展了，但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斗鸡风气还没有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时期，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斗鸡之风终于普遍流行起来，标志有两个：一是普通百姓也颇好此道，二是连妇女也卷入其中，而且乐此不疲。唐人张籍的《少年行》诗中有“日日斗鸡都市里”一句，可知好此道者多为青年人。至于在贵族和宫廷中，更是大行此道。
鸡坊设置之初，即以宦官掌管，称之为护鸡坊中谒者，由王承恩担任，尚未设置专使。时隔不久，便为其设置了专使，据《常无逸神道碑》记载：其在玄宗初期任检校鸡坊使。这个常无逸也是一个宦官。任鸡坊使的宦官还有一个名叫王文干的人，他是在唐宪宗时任此职的。其墓志中说他：“翦拂珍禽，在斗自我，羽翼奇特，利用绝群，每蕴能名，谁之能匹?”
可见任此职者，大都精通培育斗鸡的技能。
唐朝后期，斗鸡之风仍然非常兴盛，不少唐代诗人都曾撰诗描写过斗鸡的场面，如韩愈、孟郊、李商隐、韩偓、韦庄等。白居易还写了一篇名为《鸡距笔赋》的文章，对毛笔与斗鸡的关系做了生动的描写。
唐敬宗、唐文宗、唐懿宗、唐僖宗等也都喜好斗鸡。其中尤以僖宗为甚，《资治通鉴》卷载：“上好骑射、剑架、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根据这些情况推断，鸡坊的设置应一直延续到唐末，否则皇帝所饲养的斗鸡当置于何处?
2、五坊与五坊使
唐朝诸帝大都有狩猎之好，因此宫中置有饲养雕、鹘、鹰、鹞、狗的机构，《新唐书·百官志》载：“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雕坊，二日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五坊置有专使一人掌之，谓之五坊使。
五坊使自设置后，长期以来均以士人充任，安禄山也兼任过闲厩、五坊、宫苑、陇右群牧都使(《旧唐书·玄宗本纪》)。
李辅国充任五坊使是在唐肃宗统治时期，《旧唐书·李辅国传》曰：“肃宗还京，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等使。”肃宗自灵武返回长安，时在至德二载()十月。李辅国任此职当在这之后。
需要指出的是，自开元、天宝以来，五坊使均由闲厩使兼任，安史之乱后，闲厩使失其职，自唐代宗宝应二年()起，又由宫苑使兼领。其后，五坊使遂单独置使，不再由宫苑使兼领，并出现了内外五坊使的名号，大宦官仇士良曾在唐宪宗元和三年()担任此职。
为了保证五坊所饲猛禽及猎犬的及时供给，唐朝置有五坊色役户，专门为五坊捕捉此类动物。这些户口分散在各州府，每岁皆有上贡数量的规定，负担还是很重的。这些五坊色役户直接归五坊使管辖，直到唐宪宗元和二年()六月才下诏放归所在州府管理。除此之外，各地官员还会主动进贡鹰鹞狗马，包括神策禁军在内，也都有过向皇帝进贡此类动物的记录。
五坊使除了负责饲养这些动物以备皇帝狩猎之需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职能。据《新唐书·礼乐志》载：每逢千秋节，玄宗都要在兴庆宫勤政楼下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届时“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五坊所饲养的并不包括象、犀在内，为何五坊使却负责此事呢?此时的五坊使通常由闲厩使兼领，而象、犀这些动物大概由闲厩使负责饲养，所以才出现了以上的记载。
在唐朝前期，五坊使及五坊小儿作恶之事尚不多见，自唐德宗以来，由于皇帝的纵容，其为非作歹的记载便不绝于史。但是自宪宗即位以来，五坊又复故态，不仅欺凌百姓，而且连京畿地区的官员也不能幸免。据《旧唐书·裴度传》载：“宣徽院五坊小使，每岁秋按鹰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
自宣徽院设置以来，内诸司使皆属于这一系统，故称之。至于小使、小儿，胡三省解释说：“小儿者，给役五坊者也。唐时给役者多呼为小儿，如苑监小儿、飞龙小儿、五坊小儿是也。”(《资治通鉴》卷胡三省注)五坊小使，则是指五坊使属下的小宦官。五坊小使曾至下卦县，县令裴寰在“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引起其极大的不满，返京后向宪宗进谗言，宪宗大怒，将裴寰逮捕下狱，“欲以大不敬论”。经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再三进谏，才免罪释放(《旧唐书·裴度传》)。
唐敬宗宝历元年()，五坊小使在鄠县殴击百姓，县令崔发闻知大怒，下令抓捕。当时天色已晚，不辨容貌，后来才知抓获乃是一宦官。敬宗闻知后，下诏将崔发关押到御史台。次日，改元大赦，唯崔发不赦，还被宦官五十余人群殴捶打，幸赖御史台官吏以席蔽之才未被打死。给事中李渤上书营救，反被贬为桂州刺史。后来在宰相李逢吉的再三劝说下才将其重杖四十，免官释放。
唐代在京诸司多放钱生息，五坊使亦不例外。唐宪宗时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考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资治通鉴》卷)。按照唐朝制度，在京师地区只有司法部门及京兆府、长安、万年两县才有权力抓捕人犯，杨朝汶擅自捕人，而且人数多达千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何况还是“妄捕”，严刑拷掠，情节更加严重。杨朝汶骄横不法，就连官僚家庭也不能幸免。
长安商人张陟欠杨朝汶利息钱，潜逃躲避，杨朝汶在搜查其家时，发现其家账簿上有一名叫卢载初的人欠其钱，说是像故西川节度使卢坦的笔迹，于是将卢坦的儿子捕来，责令还钱，卢坦子不敢辩，只好予以偿还。
后来查明是已故郑滑节度使卢群的笔迹，卢坦子要求还钱，杨朝汶却说：“钱已进过，不可复得。”(《旧唐书·裴度传》)拒不归还。杨朝汶的这些行为引发了众怒，御史中丞萧晚及谏官们纷纷上书要求严惩，宪宗却认为这是小事，不必兴师动众。后在宰相裴度的再三督促下，才勉强同意将杨朝汶处死，并当面斥责说：“以汝故，令吾羞见宰相!”(《资治通鉴》卷)
可见宪宗自始至终对此事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是因为伤了自己的面子才下令赐杨朝汶死。此后，宪宗还惩罚过几个违法的宦官，均是在朝官们的理论督促下的不得已行为，所以宦官横暴之事并不能杜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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