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寒露，白居易《暮江吟》有：“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辛丑年寒露节气，正好是阴历九月初三。在我国民间，有“露水先白而后寒”之谚言，其意为经过白露节气后，露水从初秋泛着一丝凉意转为深秋透着几分寒冷的“白露欲霜”。在表现对于节气的感受上，历代诗词书画名家印人都会想方设法创造出自身独特的意境。这其中，既有倪瓒、沈周等绘写深秋的画作，也有丁敬、王福庵刀下的“寒潭雁影”“酒杯秋吸露，诗句夜裁冰”。
辛丑年的秋天，由浅入深。到了寒露节气，大雁南飞，菊始*花，月露清冷，梧叶飘零。王安石有诗句：“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衣单。”白居易《暮江吟》中有：“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辛丑年寒露节气，正好是阴历九月初三。
东晋王羲之《采菊帖》时值此刻，九月的书法创作落款，可以写作“玄月、菊月、咏月、暮秋、晚秋、凉秋、三秋、暮商、季商、杪商、霜序、季白、季秋、无射、戌月，……”等。最典型的物象，无疑是菊花怒放，读王羲之《采菊帖》，感觉特别应景：“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伦等还，殊慰意。”大意是，不知如何消磨漫长的时日。阁下查看了没有，初九那天可以去采菊花吗?到时候我想和你一同去，只是不知天公是否作美，天若放晴，那便最好。敬伦即将回来，甚是欣慰。札中“永日”之意是“漫漫长日”，内心期待好友相聚，以打发消磨时光。“伦”指的是王劭，字敬伦，王羲之从弟，王导第五子。言及至此，不禁想到另一个人——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以诗闻名天下，殊不知，他也是一位草书大家，只是作品流传较少而已。当然，他的诗文更耐人寻味。一篇《桃花源记》，读罢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陶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多用白描手法，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淡到无言自可人。在他手中，出乎自然，驾轻就熟。其实，绘画也有白描手法，异曲同工。
历代皆有学陶诗的人，但总不是那个味。这与后世之人学王羲之书法是一个道理，如果对于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经历。了解不够多的话，只能事学了皮相，王羲之与馆阁体绝对是两码事。但是，一旦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投入，王羲之和馆阁体就只有一线之隔，“二王”的二道、三道贩子，最终便成了“馆阁体”的始作俑者。“书圣”实在比窦娥还冤。这就说明，学书过程中，很多是学者之病，却又春秋责备贤者。
有很多书画家也很膜拜陶渊明，原因很简单，因为古代书画家多半也是诗人。崇拜陶渊明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倾慕陶潜的“隐逸”生活状态，赵之谦刻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印章，吴昌硕有“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的印章。然而，“隐逸”悠然的另一面在《五柳先生传》中有剧透——这才是个人生活状态的实录：“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说到本质，所谓“心远地自偏”，其实就是一种心态，必须本性如此，学是学不来的，因为关乎心灵。
王羲之的后半生，实则也是一种隐居生活状态。去官以后，王羲之隐游遍了东土诸郡山山水水，“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止不住感叹“我卒当以乐死！”回归自然后，王羲之沉潜玩味其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美的享受。
石涛所绘《陶渊明诗意册》，将陶诗的意境淋漓尽致地发掘出来。陶渊明常以菊自喻，写下很多有关菊花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石涛仰慕陶渊明，以画为媒。画面构图精巧，人物用笔细密。远山以墨笔烘染，山腰云雾密布，不见山脚，表现出烟云飘渺的动态和气势。篱笆院中菊花盛开，一高士手持菊花观赏，悠然之态可见。这种以中锋、细勾、渍染相结合的画法，使得画面动静相宜，虚实结合，意趣无穷。
后世有很多模仿之作，画李白诗、画杜甫诗，然得形易、得神难。要知道，陶渊明是一种“隐逸”，石涛也是一种“隐逸”。作为朱明宗室后裔，国破家亡，遁世为僧，笔下多见故国情怀，沧桑情味。石涛在人生逃亡过程中悟出了艺术世界的空灵廓落，悟出了人生的自由自在，落叶随风，白云苍狗。所作《渔父图》题道：“目断烟波青有无，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四腮鲈，诗筒相对酒葫芦。”只有真正体会到人生的离乱，才能画出真实的隐逸感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耕樵渔读，往往都是世外高人。石涛不仅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艺术哲学家。《石涛画语录》无疑是中国画学史乃至中国美学史的压卷之作。
石涛所绘《陶渊明诗意册》全册共十二帧，以诗意成画，排布在右侧。左边为王文治依石涛和陶渊明诗画所成诗句。石涛画陶诗后经王文治题诗相配，可谓锦上添花。王文治在此页题道：“*菊东篱已著花，醉余扶杖憩山家。怡情最是南山色，秋柳西风夕照斜。先生醉矣！菊已著花，餐英者谁心正无事，白衣送酒也。”王文治书法学王羲之、董其昌，忠实地秉承帖意，用笔规矩中见洒脱，转少折多，以折为主，干净利落、果断有致，字形紧密而内敛，以淡墨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风的再现。只是有时笔画扁薄，乃是浸染于笪重光的结果。再者，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也是受到董的影响。后世书画大家吴湖帆，就是学王文治的。
王羲之和陶渊明之所以选择隐逸生活，主要是厌倦乱世之忧，“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魏晋六朝长达四百余年的时间里，多重矛盾交错并织，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向为治史者所慨叹。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相继渡淮河、长江而南迁，衣冠南渡，以南京为都，是为东晋。自东晋清谈玄学起至南梁《观我生赋》及《哀江南赋》的出现后，始有文化江南。
南宋刘松年《秋窗读〈易〉图》文化的传承，靠的是读书种子。刘松年所绘《秋窗读〈易〉图》构图颇为讲究，突出景物与人物的安排，可谓苦心经营。两棵参天高松直立挺拔，松枝如盘龙相互缠绕，曲折多变，其荫如盖，庭院傍水而建，山石错落有致。画面左密右松，右边境界开阔，近水远山，与左部构图严整的庭院形成强烈对比。刘松年是“院体画”代表画家之一，后人把他与李唐、马远、夏珪合称为“南宋四家”。有谚云，“习画不学宋，等于白费功”，可见宋画高明之处。此画为什么叫《秋窗读〈易〉图》？画名应该是后人所加，因为原画只是在左侧山石空白处题有“刘松年”字样，并无画名。清乾隆帝左侧题诗《右刘松年秋窗读〈易〉》：“师弟联珍画出奇，高人读《易》小窗时。枫丹松绿成乎性，仁智分明各见之。”乾隆题诗明确说是读《易》，既然皇上开了金口，后世似乎就约定俗成。年崖山海战，宋*战败，宰相陆秀夫背着宋末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灭亡。元代独特的社会现实，使大多数士人失去了积极入世的热情，加之全性保身的需要，元代的汉族文人再次选择隐逸生活，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人数急剧增多，从而强化了元代隐逸文化的特征。
元倪瓒《枫落吴江图》书画家群体中，倪云林必须第一个提及，因其书画皆为“逸”格，高于一众。画史将倪瓒、*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书法疏朗健逸，有晋人风度，绘画空灵萧散，诗亦清淡绝俗。“逸”的美学趣味和格调贯穿于整个艺术创作中，尤其他的山水画，充分地体现了文人画之“逸”格，确立了逸品山水画萧散简淡的经典样式。《枫落吴江图》构图巧妙，一河两岸，树亭前后临水，清虚空旷，坡石以折带皴，用笔中锋转侧，皴多染少，故皴笔特觉清劲，枯笔干墨，淡雅松秀，意境荒寒空寂，风格萧散超逸。折带皴是中国山水画表现技法之一，发明者就是倪瓒，继承折带皴法而最得神韵者乃清僧渐江。倪瓒一生可谓书如其人、画如其人，然生不逢时，命运多舛。
元鲜于枢书唐代杜甫《复愁》十二首之十一同时代的书家中，鲜于枢书唐代杜甫《复愁十二首》之十一：“我爱陶彭泽，无钱对菊花。而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行笔遒劲，结字开张，尺幅虽小，却足以代表鲜于氏英伟豪迈、痛快淋漓的风格。当时的书家普遍喜欢写长篇长卷，很少写斗方小品，此作当属“另类”。文字内容过多的作品，无疑对创作激情有很大影响，一首诗或一首词，几十个字，正好有各种搭配组合，词尽意到。如果书写一百字以上，甚至几百字作品，那就得凭体力了。颜真卿便有过人体魄，他的作品都是“巨制”，过千字仍可做到一气呵成，可见身体很棒，作品真气弥漫。
元赵孟《秋兴赋》（局部）赵孟所书《秋兴赋》长卷是西晋文学家潘岳的代表赋作之一：“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厔宁，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于时秋也，故以‘秋兴’命篇。”梁钟嵘《诗品》将潘岳作品列为上品，并有“潘才如江”的赞语。潘岳人称“才貌双全”，民间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容貌，故有“才比子建，貌若潘安”的比喻。此卷未书年款，但用笔结体之工稳熟稔，通篇气息之蕴藉密丽，应为赵中年经意之作。元代是山水画发生巨变和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中国绘画注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把追求抒情写意，以境界、韵味为核心的表现美学思想推向极致的无疑是“元四家”，但“元四家”遁迹山林，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笔下这种萧索疏淡、枯寂幽远风格的作品，必然为统治者所不喜。明代初年，画院恢复，官方提倡推崇“南宋四家”，主导了明初的山水画坛。
明代山水画流派林立，最著名者当属早期的“浙派”，中期的“吴门派”和晚期的“华亭派”。书画创作繁荣的中心必定就是经济文化中心，基本上锁定江浙一带。苏州吴门乃是中心的中心，人文荟萃，他们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趣味与“元四家”相似，因而继承并发展了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风，最终形成“吴门画派”，其代表人物即“吴中四家”的沈周、唐寅、文徵明和仇英。沈周的年龄比唐寅、文徵明、仇英要大得多，唐寅、文徵明皆出自沈的门下，乃当之无愧的“吴门画派”领袖。他们笔下的秋景图，精彩纷呈。
明沈周《盆菊幽赏图》沈周《盆菊幽赏图》采用对角构图，卷首一侧，杂树中设一草亭，四周以曲栏隔成庭院，院里墙边有盛开的菊花若干盆。尤堪一赞的是对三位文人和一名书僮的处理，用笔不多，却极其传神。亭内三人对饮，饮酒赏菊，意态优闲。一僮持壶侍立，布势疏朗，景物宜人，一派秋高气爽的意境。此作画法谨细，笔墨精工，是中年“细沈”画风之佳作。然然乾隆的题诗，乃是大煞风景之举，佛头着粪，使得原画留白之处变得淤塞。左下角有沈周自题诗：“盆菊几时开，须凭造化催。调元人在座，对景酒盈杯。渗水劳僮灌，含英遣客猜。西风肃霜信，先觉有香来。”沈周为传统山水画做出了贡献，将诗书画进一步结合起来。沈周书法学*庭坚，遒劲奇崛，与山水画苍劲浑厚的风格十分协调，而他最终又将书法的运腕、运笔之法运用到绘画创作中。
明沈周《东庄图册》其一沈周平生好游，因而有不少纪游遣兴的山水画。这其中，《东庄图册》堪称特别之作，所描绘的乃是其师吴宽家的庭园秋景，格调恬淡自然，工丽朴华。草坡、田野、树林等景致，清新而颇具现代感。难怪后人盛赞此作：“观其出入宋元，如意自在，位置既奇绝，笔法复纵宕，虽李龙眠《山庄图》、鸿乙《草堂图》不多让也。”
明仇英《花园景色册》（局部）仇英《花园景色册》遴选了园林的局部来加以描绘。近处但见芭蕉伸展，山石横卧，竹子掩映，人鹤相对，秋意盎然。亭台楼阁在树木只露一角，使人感到曲径深幽，尽显园林之美。园林是中国人一生的梦想中最后的家园，正如沈三白《浮生六记》云：“檐前老树一株，浓荫复窗，人面俱绿，进门，折东曲折而入，叠石成山。亭在土山之巅，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
明仇英《秋江待渡图》另一件《秋江待渡图》构图平中求险，静中寓动，属精品力作。只见长松翠柏、红叶丹枫，崇山环抱，白云缭绕，变幻莫测。江中有轻舟数叶，缓缓徐行。河正对岸，船夫催促来人上船。彼岸之所，唐人装扮的白衣文士悠然自得，点出待渡主题。笔墨精工而富有士气，设色妍丽，山石颇似刘松年画法。画面虽不大，但境界开阔，有咫尺千里之妙，凸显了深秋寥廓的特点。
明吕纪《残荷鹰鹭图轴》吕纪是宫廷画家，擅花鸟，水墨淋漓，气势宏大，成为日本屏风画的来源之一。《残荷鹰鹭图》描绘了秋日荷塘残叶之中，惊心动魄的瞬间。苍鹰俯冲搏击白鹭，白鹭冲进苇丛深处，希图逃脱，众鸟受惊鸣叫，以至于纷纷躲避，有一只野鸭张嘴向上看，头颈紧缩，呈现恐惧之态。劲风吹动芦苇残荷，更添肃杀之气。画家把握了多种禽鸟的鲜明特征，使画面具有扣人心弦的感染力。用写意之法描绘枯败的荷叶，效果逼真，体现出高超的水墨表现能力。芦花以碎笔点成，虚实相间，层次分明。荷叶用湿笔画出，再用中锋勾茎，挥写自然，灵气四动。中国绘画是表达意蕴和情感的手段，借助客观物象加以承载，所谓寓情于景是也。“意”源于内，“象”生于外。这和借景抒情的文学手法是一个道理。沈周《盆菊幽赏图》中的“幽赏”二字乃点睛之笔，可以让人领略到“坐听风吹雨，闲观花落去。悠然渡此生，只有画中影。”一诗的境界。《秋江待渡图》中的“待”字，点出了主题，可谓“别有忧愁暗恨生”。深秋如诗如画、多姿多彩。这种美，可以跨越时光的长廊。对于季候，对于光阴，对于时间的永续无尽觉得无奈，“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明董其昌行书《女萝绣石壁五言诗》条幅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馆藏与“吴门书派”相对应的是董其昌“华亭书派”。董其昌以开宗立派证明自己的不凡。董氏行书《女萝绣石壁》五言诗写道：“女萝绣石壁，溪水青濛濛。紫葛蔓*花，娟娟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精*，寥寥天府空。”通篇用笔秀润，书写流畅，结体朴茂，姿致平和，无一懈笔，于精巧明快中略带生拙之气，乃是董氏行书的典型面貌和上乘佳作。
明释担当《草书册》释担当书法学董其昌。此《草书册》写道：“雨少秋收也较迟，此翁缓步欲何之。过桥不往城中去，正是农家酒熟时。”“秋收”一般在阳历九月，“较迟”说明有推延，与当下时令仿佛。作为明朝遗民，担当作品平添了悲壮之气，故能化董氏之精润清劲，出以老辣浑成。当年担当眼看明朝将要灭亡，感到报国无门，遂到鸡足山削发为僧，把“能担当佛门重任”的一腔豪情，寄寓在诗书画之中。不难看出，担当把写字当作佛性的修炼方式。
清蒋廷锡《菊石图》明末清初，花鸟画多宗法沈周、陈淳、徐渭，到了恽南田出来，画风得以一变，继承和发展了没骨花鸟画法，改变了自南宋以来的勾填法。蒋廷锡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久负盛名的花鸟画家，主学恽南田没骨画技，变其纤丽之风，开创了根植江南、倾动京城的“蒋派”花鸟画。《菊石图》中所绘花卉栩栩如生，不拘泥于工致与否，设色淡雅，乃蒋氏典型风格。蒋廷锡曾提出“写牡丹当于整齐中求生动，若笔太松放便非牡丹品格”，追求宋人的理法和元人的墨韵，即便“仿天池笔，稍就规矩，不能狂毋宁狷也”，仅取其生气，而不取其疏狂。此作可以说得到充分体现。
清张宗苍《白云红叶图》清代宫廷绘画在乾隆时期受到格外重视，设立了如意馆广收人才。张宗苍深受乾隆宠爱，“恩遇殊常，旷代一时”。张暮年入宫，仅供职画院四年时间，就为乾隆画了幅画，多有御题。张宗苍擅画山水。《白云红叶图》以淡设色的方法绘九湖光水色，崇山叠嶂。画面上方平湖舒广，远山连绵。右侧群峰巍峨，山势险峻，瀑布高悬。点缀其间的茂树，错落有致，苍翠繁茂，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近处岗峦洲渚，坡石草亭，悠人荡舟，小泉流淌，给人一种恬淡宁静之感。连接远近之山的是一片高林密树，云雾横滞，平添了几分灵动的意味。顺崖直下的悬瀑，似乎重重地跌入山谷，最终汇成溪流，顺着高低起伏的山石慢慢流淌。远江近水的自然承接，沟通了画面的气脉。在表现对于节气的感受上，印人会想方设法创造出自身独特的意境。
明魏植滴露研朱点《周易》籍贯福建莆田的明代人魏植所刻“滴露研硃点《周易》”，印文风格与其后的邓石如风格接近。相比之下更为直接。当时的印人，技法处理更多的是考虑单个字，整体效果比不上后世的印人。七字布局如六字，“研硃”二字略显冲撞。整体上来看，“周易”二字笔画少，左侧边栏可略增厚，目前尚不太均衡。印文中所谓“滴露研硃”，就是指用朱笔评校书籍，读书人甘苦自知的心态顿时可观。
清丁敬寒潭雁影丁敬是“浙派”开创人物，一代宗师。虽然后世判断浙派风格，有“非切刀非浙派”一说，但在丁敬手中，切刀和篆法特征没有完全固化，章法处理存在多样性、丰富性。“寒潭雁影”一印篆法颇具奇妙之处，“寒”字上宽下窄，“雁”看似斜其实稳，偏中求正，“影”字篆法通常写作“景”，此印构思巧妙，亦可借用“潭”字三点水而“共享”。文辞意境深远，立马想到阳明心学的修炼要诀：“风过疏竹，风去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过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清孙三锡温不增花寒不改叶不过，“浙派”切刀最终还是走向程式化了，只能“后起而先亡”。清代中晚期篆刻家孙三锡学浙派陈曼生，“温不增花，寒不改叶”八字印采用“”布局，中间二字笔画多，正好都是对称字形，顺势安排，增加了印面的稳定性。两个“不”字各见变化，唯第一行“不”字处理略显累赘。“浙派”之篆法，一贯强调以隶改篆，求得“简”意，偶尔繁叠，多半是出于疏密需要，必须适可而止，以免做作。
近代寿石工寒雨灯窗芙蓉旧院后世印人看到了“浙派”本身存在的缺陷，自钱松、赵之谦开始，都是浙皖兼取，乃至宗法多家，广涉博收。寿石工“寒雨灯窗芙蓉旧院”主要取法吴昌硕、*士陵，字多而不繁冗，从容不迫。印文出自宋代吴文英的词。吴文英曾与苏妾有一段真挚的情感经历，两人被迫分离成为各自心中不可磨灭的伤痛。此句中的“寒”和“旧”乃是“字眼”，舍此无疑表达心情沉重。边款署“印丐”，可见寿石工对吴昌硕的膜拜之情。晚清“海派”有“三丐”，吴昌硕自称“印丐”，高邕是“书丐”，“兰丐”则为韩国人闵泳翊。
近代王福庵酒杯秋吸露，诗句夜裁冰王福庵所刻“酒杯秋吸露，诗句夜裁冰”出自辛弃疾《临江仙》词。前半句大意是“愿秋饮如同甘露之美酒”，人生快意，当浮一大白。令人心仪的是“秋饮”二字！“秋风起，蟹脚肥”，当一只只肥美的大闸蟹端上来，一边品蟹，一边饮酒，一边吃石榴，人间美味皆在手，就会想到唐人的诗：“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更待菊*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此印为王福庵印风中的金文一路，字数虽然较多，但每字尽情舒展，各得其所，字与字之间大块留红，朱白对比强烈，整个章法因为字形的跌宕而平中见奇，又能做到有条不紊，不愧为一等一的高手。
近代王福庵“憀逢笑翦”篆书联王福庵是书印兼擅。小篆对联“憀逢海若谈秋水，笑翦湘天吸彩云”，上款有“书彊村老人集刘蓉厉鹗联”，提到的是三个文学大咖，分别是大词人朱孝臧，湘*将领刘霞仙，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厉鹗。下款“玄黓敦牂”是太岁纪年之法，“玄黓”指“壬”，在午之年为“敦牂”，也就是说，此联写于壬午（）寒露，时63岁。用笔规整匀净、温润劲健，结体从容潇洒、瘦中寓腴，风格秀劲蕴藉，浑厚古朴，自成一家。隶书横幅“茹古涵今之斋”写于丙戌寒露（），比对联晚四年，有浑厚古朴、端庄典雅的气韵，尤其得力《张迁》《史晨》《曹全》《校官》《三老》《礼器》《西狭》等汉隶名碑，尤其于《张迁碑》得笔最多。王福庵常以篆作隶，行笔提按相合，间参方折，蚕头蓄敛，燕尾不露，绝无平拖之病，外见苍古，内含意韵，尤其是金石感，耐人寻味。
近代童大年临《丰姞敦》同属“海派”的童大年，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书印创作劳模”。所临金文《丰姞敦》书于癸未年寒露，时71岁。用笔柔中带刚，风格高古淳厚，使人望之直如一纸精拓，古韵喷薄而出，誉者谓之“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回望古今，历代书画家印人关于节气的作品，纪录了无数的时间轮回。
中国人对于节气的变化极其敏感，另一方面，种种感受却又时常隐藏在琐碎的生活里。日复一日的忙碌，人变得越来越像一个陀螺。然而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忙碌，最终要一步一步走向归于平淡的内心。人生犹如一叶扁舟，穿过红尘岁月。有时不妨放慢脚步，赏读书画印佳品，给自己一个休闲处，看云淡风清，让诗意悠然前行，让生命画卷斑斓，让人生的故事丰盈。然而正如孔子所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对于书画家印人来说，生命不息，创作不止。正因为如此，每个节气才能留下那么多书画印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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